二〇〇三年，美國侵略伊拉克，之後台灣鷹派繇起，之後兩岸認同對抗不斷升溫，去中國化如火如荼，一直到二〇〇四年六千多億的軍購案…是由遠而近的部落主義戰鼓聲催促著我反戰。從狂飆民粹到戰雲密佈，這一路的發展悲哀地證實了長久以來我們的擔心：兩岸人民的敵對將使民主與公共領域退縮，並帶來戰爭的實質威脅。這個擔心早在李氏的本土化運動和日本極右軍國主義遺緒（例如「小林論」）的掛勾之際，就有跡可尋了。以激進民主立場進行的反戰論述，收在「民粹與戰爭慾望」這一輯。
反對這個本土化運動，並非是反對本土化，更非反對「本土」本身，而是反對這個運動裡的反民主的、反多元、反包容、反反思的成分。因此，打從一開始，我們反對這個運動的立場和語言就和如今的泛藍語言大異其趣（我並不願在此媚俗地搭順風車批評泛藍，就如同我也不願隨時擺出一個「台灣中國各打五十大板」的清高中立姿態來侮辱我尊敬的讀者，我的兄弟、我的姊妹）。早在一九九三年初，我對李氏思維的批評模式就是一個見證；那個批評雖非先知，但絕非後覺者的鼓譟攻伐。台灣的政治正確知識份子的特徵就是在人皆曰好時，他們看不到好中之壞，人皆曰壞時，他們看不到壞中之好。知識份子因而和體制形成曖昧的共謀，自我解除了批評與反抗的責任；這在二〇〇〇年新政權上台後，看得更清楚，我們看到野百合世代的自我否定的演出，我們看到批判知識份子對於「公投」的「含淚支持」或「勉予支持」，我們看到眾人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熱烈擁抱與無言接受。這一部份的見證收在「體制與反抗與知識份子」這一輯。
除了作為一個批判知識份子的介入軌跡與歷史見證外，這個集子到底為什麼還值得出？為什麼還值得浪費森林與視力？我想，最終的一個理由無外乎，這裡所蒐集的文章都是不合時宜的文章：在大家都堅稱好時，我但願看到它的壞；在大家都堅稱壞時，我但願看到它的好。因此，我不合時宜地批評雙李氏、不合時宜地批評多元文化、不合時宜地批判野百何世代、不合時宜的批判全球化。這令我想到台社十五週年的集體基調論文──「邁向公共化、超克後威權」，之所以激起某些人士那麼大的憤怒，不外乎它在眾人（包括泛藍）對過去的國民黨皆曰殺時，我們願意看到它的好：國民教育與公共衛生的普及、財富分配的相對平等、以及國家機器相對於資本的不穿透性…。台灣社會的歷史意識其實一直是高度自我閹割的，無法在自身的歷史中學習，以至於我們從來只能活在一種政治正確的氛圍下，把政治正確當成學術、當成真理，無法對自身的過往進行適切的理解與評價，因而也無法對現在與未來作適切的認識與評估，無法面對真實存在的全球的、區域的、與在地的「四海困窮」。為了描出一條批判知識份子的線，我在「體制與反抗與知識份子」這一輯中也收入了幾位我認為重要的批判知識份子的介紹與討論。
在主導的政治正確情感結構下，真實的、巨大的危機與痛苦皆被政治正確的語言消解掉。於是有知識份子逃避到以抽象語言建構的烏何有之鄉，在那裡互灑歐風美雨，作學術之潑水節，「摭拾虛辭以相誇煽」。以非歷史、非現實之自戀「學術」狐步避世。
四百年前，清學始祖顧炎武對明末的王學末流背對現實、空談心性，就提出了嚴厲的批評，他說，今之學者
舍「多學而識」以求「一貫之方」，置「四海困窮」不言而講「危微精一」。（引自新會梁任公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）
這個批評於今依然橐橐作響。難道，今天不是拿慾望文本身體與解構取代「心性」，以強制性過度解讀（即，只讀書還只求甚解）作為「一貫之方」嗎？
今天，台灣社會內部人群之間的撕裂與恐慌、政治正確下禁閉的嘴或扭曲的舌、日漸惡化的社會正義、台灣海峽上空的低壓戰雲，都是今日的四海困窮之狀，都是時代向我們展示的迫切危機。我們不應以它們為問題、為目標，多學而識嗎？
我在想，這個文集裡的文章至少是置四海困窮而言的。
這個文集的出版，要謝的人很多，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如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》這樣的一個批判學術社群作為一個生態環境，很多東西是長不出來的。因此，謝謝台社全體同仁。要特別謝謝瞿宛文，沒有她雖堅定但不礙溫暖的督促，這本集子實在不知何時會出。最後，謝謝台社之友小呆女士在編輯與校對上的慨然相助。
